一、“大成株式会社案（BNA v BNB）”背景整理
1. 系争仲裁条款
2012年8月7日，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大成株式会社”）和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莱克斯公司”）签署的《承购协议》14.2条约定：With respect to any and all disputes arising out of or relating to this Agreement, the Parties shall initially attempt in good faith to resolve all disputes amicably between themselves. If such negotiations fail, it is agreed by both parties that such disputes shall be finally submitted to the Singapore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Centre (SIAC) forarbitration in Shanghai, which will be cond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its Arbitration Rules. The arbitration shall be final and binding on both Parties.
2013年2月1日，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气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成广州公司”）签署了《补充协议（一）》，大成株式会社将其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义务转让予大成广州公司，大成株式会社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2. SIAC仲裁
2016年3月，二申请人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依据争议解决条款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提出仲裁申请。被申请人普莱克斯公司在收到《仲裁通知书》后提出了管辖权异议。
2017年7月18日，仲裁庭以多数意见作出管辖权决定，认为案涉仲裁地为新加坡、管辖仲裁协议效力的法律为新加坡法律，驳回了被申请人的管辖权异议。
3. 新加坡法院判决
2017年8月17日，被申请人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确认SIAC仲裁庭对案件无管辖权。2017年8月30日，新加坡高等法院作出BNA v BNB AND ANOTHER [2019] SGCA 84判决，认为提交至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SIAC）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为新加坡，新加坡法律为仲裁协议适用法。
2019年11月14日，新加坡最高院上诉庭作出BNA v BNB & another ［2019］SGHC 142判决，改判认为，当仲裁条款中确定了唯一的地理位置时，应当假定该地点为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因此“在上海仲裁”的文字含义即是指将上海约定为仲裁地。
4. 上海法院裁判要旨
2020年1月20日，两名申请人遂向上海一中院提出确认仲裁协议效力。
2020年6月29日，上海一中院裁定案涉仲裁协议有请求仲裁的意思表示，约定了仲裁事项，并选定了明确具体的仲裁机构SIAC，应认定有效。
二、上海法院的裁判事项及理由分解
三、我国立法、司法与政策变迁简述
1. 法律、法规、司法解释
2. 最高人民法院个案立场
3. 国际机构在华仲裁业务渐次开放进程
2015年4月8日，国务院批准《进一步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进一步对接国际商事争议解决规则，优化自贸试验区仲裁规则，支持国际知名商事争议解决机构入驻，提高商事纠纷仲裁国际化程度。探索建立全国性的自贸试验区仲裁法律服务联盟和亚太仲裁机构交流合作机制，加快打造面向全球的亚太仲裁中心。”
2015年11月19日，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2016年2月24日，国际商会仲裁院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仲裁办公室；2016年3月3日，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自贸区设立代表处。
2016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提供司法保障的意见》，“在自贸试验区内注册的外商独资企业相互之间约定商事争议提交域外仲裁的，不应仅以其争议不具有涉外因素为由认定相关仲裁协议无效。”
2019年7月27日，国务院发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支持新片区加强国际商事纠纷审判组织建设。允许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上海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依法支持和保障中外当事人在仲裁前和仲裁中的财产保全、证据保全、行为保全等临时措施的申请和执行。”
2019年7月30日，通过《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理办法》，其中第十三条（民商事争议解决）规定，“境外知名仲裁及争议解决机构经市司法行政部门登记并报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备案后，可以在新片区内设立业务机构，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仲裁业务。”
2019年10月21日，上海市司法局发布《境外仲裁机构在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设立业务机构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符合规定条件的在外国和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台湾地区合法成立的不以营利为目的仲裁机构以及我国加入的国际组织设立的开展仲裁业务的机构，可向上海市司法局提出申请在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登记设立业务机构，开展相关涉外仲裁业务。第十四条规定：业务机构可就国际商事、海事、投资等领域发生的民商事争议开展下列涉外仲裁业务：（1）案件受理、庭审、听证、裁决；（2）案件管理和服务；（3）业务咨询、指引、培训、研讨。
2020年7月8日，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召集国际、国内仲裁机构、律师事务所（笔者作为律师代表）等，商讨境外仲裁机构在华实际开展业务事宜，包括机构组织形式、所需遵从法律、仲裁人员签证、税收等各项问题。
四、本次裁判的深远影响
1. 仲裁地观念与国际逐渐接轨
非内国裁决说
《纽约公约》规定了外国仲裁裁决和非内国仲裁裁决，而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对非内国裁决进行了保留。因此，我国对于仲裁审查奉行双规审查，国内仲裁裁决和外国仲裁裁决分别依据民诉法不同条文进行审查，并在外国仲裁裁决中采取层报制度。
业界共知，国外仲裁机构在中国内地作出的仲裁裁决被承认与执行的仅有一案，即2009年“宁波工艺品案”。案涉仲裁条款约定，“一切因执行合同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争执，应提交设在中国北京的国际商会仲裁委员会，按照《联合国货物销售公约》进行仲裁。”宁波中院认定该裁决系“非内国裁决”，并依据《纽约公约》对该案进行了承认与执行，也没有层报至最高人民法院，不足参考。
机构所在地说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1991年）以来所确立的以仲裁机构所在地决定国际商事仲裁裁决属性之规定加之“天利公司案”等实践，境外仲裁机构裁决应视为外国仲裁裁决，而非中国涉外仲裁裁决。
仲裁地（法律本座）说
仲裁地决定仲裁的默认法律适用和司法监督是国际通例。就我国整体立法和司法实践确实而言，从已经逐渐从机构所在地说逐步调整到仲裁地说，与国际基本接轨，本次裁判正是例证，确认本案裁决为中国国籍。当然中国法下仲裁地的具体内涵、外延尚待进一步的立法、修法或司法解释加以明确。
2. 强烈刺激亚太地区仲裁市场发展
毫无疑问，允许境外仲裁机构来华开展仲裁业务，将在多方面深刻影响国内及亚太地区的仲裁市场，包括促进国内仲裁员职业化、名单开放、报酬机制调整、专业技能交流，也必然包括国际、国内仲裁服务、包括案件管理、数字化等开庭辅助产业的蓬勃发展。可以估计，未来将涉及成百上千亿规模的仲裁市场格局变化，创造出更多现代就业岗位。更远地说，此举为提高中国法律的国际影响力、中国司法的公信力和透明度，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
汽笛已鸣，扬帆在即。
本文经公众号《金茂法律评论》授权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