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4月23日，法制日报社经济部主任万学忠在“新时期创新仲裁发展机制研讨会”上的专题发言引发了与会人员的强烈共鸣，其发言正视历史、直面问题，令人深思。现特约刊发以飨读者。（另注，万学忠自1994年仲裁法颁布就开始关注并持续支持仲裁这一朝阳事业，法制日报也因此成为仲裁界最亲密的媒体“伙伴”，相伴中国仲裁筚路蓝缕、砥砺前行。2015年法制日报社成为仲裁研究院创始共建的常务理事单位，与法大携手推动提升仲裁公信力，完善仲裁制度。为配合本文刊发，作者特提供了其见证中国仲裁发展的部分历史照片，转载或使用请予联系。）
大家上午好，这么近距离地聆听各位仲裁机构的领导介绍自己的工作经验和感受，非常受启发。我从媒体的角度，结合这么多年对仲裁事业发展的思考，把自己的一些不成熟想法跟大家进行分享。
当我们研究仲裁创新发展机制的时候，首先要总结一下我们现在仲裁事业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哪些发展机制是需要坚持下去的，哪些是需要突破和创新的，哪些是需要扬弃的。其次，我们今天再谈创新，要分析有哪些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当前创新仲裁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推动机制是什么？最后才是我们如何去创新。时间关系，我把我最关心的几点跟大家分享一下。
4月23日，万学忠在仲裁研究院举办的“新时期创新仲裁发展机制研讨会”上发言。
一、不忘初心！立法本意是去行政化。
在仲裁事业发展初期，我觉得凡是得到党委政府支持的，发展得就快；凡是想脱离党委政府的，最后就停滞下来了。但是发展起来的同时也把负面的基因留下来了，也带上了很浓的行政化色彩。
我们当初创立这个仲裁制度的时候，我们的立法本意是什么？从全国人大的角度讲，从我们适应市场经济所需要的一种制度层面来讲，我们当初的立法目的和宗旨是什么？我们当初把工商仲裁、建筑仲裁、技术仲裁这一块从相关行政部门拿出来的时候，我们是想让它脱离政府，变成一个市场主体自己解决纠纷的一个机制。我们并不是要把仲裁从工商局、从建设局换到隔壁的法制办，这是我们当初的立法本意。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实现全国人大立法的本意？全国人大立法就是人民的意志。在新仲裁制度推行二十年的时候，我们的方向是不是这样？我们有没有把当初的行政基因给排斥掉？我们是不是把市场基因真正的植入进来了？这是我们要反思的，必须从根子上去反思，这是一个方面。
仲裁协会是仲裁机构与行政机关的隔离墙。仲裁协会是全国人大立法要求的，1994全国人大就要求成立仲裁协会。二十年没有成立，那我觉得这一块就对不住法律对我们的要求，那应该马上补上。
1998年，万学忠采访时任北京仲裁委员会主任的江平先生，先生直言：“当前政府对仲裁最大的支持，就是不干预！”
二、投身事业！剪断和政府的脐带。
我注意到，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仲裁机构的行政色彩到底是浓一点、淡一点，居然还有争议。甚至有意见是往行政化方向走。
不管你有多少现实的理由，单纯从法治的角度讲，从法治思维的角度讲，这是不对的。仲裁不是在人民法院之外，人民政府再成立一个民商事法院——这不是我们立法的本意。记得在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在大会堂举行纪念大会，胡康生接受我一个专访，就谈到一定要解决仲裁的行政化问题，立法的本意不是让仲裁委变成政府的一个机构。
因为早期的发展过于依赖政府，甚至委身于政府，当仲裁机构想独立的时候突然发现这个脐带剪不开了。如果这个脐带剪不开，中国的仲裁事业就不会有大发展，也不会有实质创新。这是肯定的，这句话一定要把它说透。
万学忠（左二）参加2002年全国仲裁发展工作座谈会，在此次会议上中国仲裁人首次提出了要建设中国仲裁“国际公信力”。
现在是一次机会。十八届四中全会明确要求“完善仲裁制度，提升仲裁公信力”。趁这个机会，如果真的能够把这个体制机制问题解决，功莫大焉。中国仲裁事业就有可能再次腾飞，有可能在自贸区建设、在将来和国际仲裁机构的竞争中腾飞。如果市长继续担任仲裁委主任，美国依然会像多年前一样，在听证会上质疑中国仲裁并不是《纽约公约》意义上的仲裁，是行政仲裁，不应当得到承认和执行。这个问题不解决能行吗？！
当我们整个市场经济改革、整个法治建设走到今天，当中国的经济已经完全融入全球的状况下，这些问题不应该再有争议，必须痛下决心。
实际上现在有一些阻力是在于很多机构还不能达成共识。过去的国办律师事务所就很像今天的仲裁机构，国办律师事务所主任就是科级、处级，甚至是司法局的副局长。但是律师事务所应不应该是官办呢？不应该。国办律所推向市场之后，中国的律师业发展非常快。1990年代有十万，当时预言中国需要三十万律师，到今天就已经达到三十万了，而且这支队伍是多么优秀：中国的律师已经可以到WTO舞台上与国际同行较量！
律所改革后发展起来了，我们仲裁机构怕什么呢？仲裁机构还有“垄断”的仲裁权，法律赋予你的仲裁权，我们能够比市场化的律师所缺少竞争力吗？只要我们按照仲裁法的精神，按照法律的精神去做，仲裁事业肯定前景广阔，关键是要把根基打牢。这个在成立之初，我曾和北仲王红松、厦仲林建文聊过。我说：这么好的制度，它就像雪球的核儿，如果把核儿做硬，这个雪球可以无限地滚下去，越滚滚大；但如果核儿是松的，这个雪球滚得越大，它就越容易崩溃。今天在座的各位，不该考虑自己的官帽子，或者寻找体制内的优越感，而是应认识到我们在推动一项文明的制度，仲裁是一项事业。我们完全可以放弃它给我的处级、局级，放弃它，去投身一个很好的事业！这是一个认识的问题。
1996年法制日报的仲裁法宣传画设计图（万学忠策划、赵瑞制图），特此授权发布。该宣传当时引发社会热议仲裁，报社热线不断接到仲裁咨询。
三、去行政化！政府依然会支持你。
话说回来，是不是脱离了行政色彩，就是脱离了党的领导，脱离了政府的领导？不是，完全不等于。今天的律师事务所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没有脱离行政监管，也没有脱离开律协的监管。脱离它不等于脱离了党的领导，不等于政府就不支持。
一个政府，如果要发展自己地方的软环境，打造自己地方的软环境，他一定需要仲裁这个好的制度。我们看到天津滨海新区，已经有天津仲裁委，还要把贸仲引进去。为什么？他就想提升一下自贸区、开发区的法治形象、法治环境。所以去行政化之后，只要你做得好，政府一定还会支持你。
仲裁机构早期的发展，不少是得益于当地政府的支持和推动。地方党委政府可以以行政力量来推动地方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政府的企业来选择仲裁，倡导这些企业解决纠纷时选择本市组建的仲裁委。很多地方都经历过这个阶段。作为一项全新的制度，要得到社会认知、认可，早期确实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推动。但，政府扶上马送一程可以，不能送全程。如果送全程，仲裁机构形成了发展依赖，就会委身于政府，没有独立性了，何谈公正？
北仲相对而言，这方面色彩不浓，因为它在首都，它有很多优势。大概在2000年仲裁法实施五周年的时候，北仲主任江平就曾经在人民大会堂的座谈会上说过：“政府不干预是对仲裁最大的支持”。我们需要政府什么样的支持呢？不干预就是支持，你放手让我去发展就是支持。这就是一个认识问题，认识的高度问题。
当然，中国任何事业都离不开党和政府的支持。但党和政府的支持体现在如何保证仲裁法的实施，保证一项制度必须原汁原味的按照法定的要求去落实，而不是去干预机构的具体运行。
四、抓规范化！规范产生公信力。
现在国务院法制办要起草一个落实四中全会的文件，这是仲裁事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引导仲裁健康发展，肯定是要有一些抓手的。我觉得应该抓规范化的建设，因为只有规范才有公信力。
仲裁机构形象不能五花八门。很多东西本来应该是仲裁协会去做的，这种规范化早就应该抓起来了。有些地方做得很好了，我们应把它推广出去。从机构外在形象到整个庭审的流程，到各个方面，都应该规范。包括仲裁员的管理，包括规则，包括秘书礼仪。刚才专家提到的信息化问题，都是我们整个仲裁整体形象对外的一个基础。仲裁界需要形成整体的规范形象。大家说中国仲裁是什么样子的？我想应该是阳春白雪的，是规范靓丽的。因为我们解决的是商事领域的问题，如果企业家到仲裁机构去，一看还不如一家公司管理规范，这是不对的。人家觉得你跟他根本不在一个平台上。今天我们开会的酒店就是一个私企，如果这个企业出了纠纷要仲裁的话，他一定会选择规范、大气、有风范的仲裁机构。我们看法庭的建设，包括公安羁押场所的规范化建设，都是从最高院、公安部往下推的。交警执法中给你敬一个礼，你就知道这个机构是有规矩的，一定要有这种规范化建设，这对提升公信力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2015年12月30日，中国政法大学与法制日报社共同举办“纪念仲裁法实施20周年首届仲裁公信力论坛暨颁奖典礼”，团队人员合影留念，中间人为万学忠。
五、国际视野！仲裁改革不迁就落后。
每当我们要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就总会有人说不，为什么有人说不？因为大家的感受太不一样了，有的仲裁委是苦于收入的大笔经费怎么更好地开支；有的则是依赖政府仲裁收入不够发人员工资，发展很不平衡。
这一次要推动仲裁体制机制改革，不能够站在“第三世界”的角度去看、去谈“第一世界”的事。改革的立足点是哪儿？要立足自贸区已经放开了，国际的仲裁机构要进来了……要立足这个高度去想中国的仲裁事业了。中国将来的仲裁事业的发展，一定不是机构越多越好。全世界才有几家知名仲裁机构？现在中国有251家，我觉得中国有几十家规范的仲裁机构就很不得了了，如果有三四家在国际上知名就不错了。
中国的仲裁机构将来的发展一定是强者更强，但强者更强并不意味着在北上广深，也有可能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小城市，正如斯德哥尔摩，一个北欧小城，它也可以产生国际上著名的仲裁机构。在石家庄，在雄安，都有可能产生一个特别好的仲裁机构，只要你这一块有好的支持环境。如果河北省政府特别开明，立志给雄安打造最好的法治环境，集全力来支持建立一个雄安仲裁委，有了这种政治优势的话，那在雄安产生最好的仲裁机构和仲裁文化，是完全有可能的。我就先说这么多，谢谢。
编辑：姜丽丽
